【边疆时空】王义康 | 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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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康

陕西洋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唐王朝经营东北的目的能否实现，即东北诸族是否内附唐，取决于唐与突厥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突厥降户叛乱引起东北政局的变化，又给突厥的发展壮大造成了机会，最终导致了后突厥的崛起，并且一度主导了东北诸族;后突厥的复兴是促使幽州成为军事重镇、平卢节度使建立的直接或间接因素。因此，隋至唐前期，是由隋唐王朝与漠北游牧政权争夺东北地区统治权的时代，虽然最终以突厥的失败而告终，但唐与突厥均是东北地区的主导力量，东北诸族是否内附唐是一个决定性的外在因素。

关键词：唐代政治 东北诸族 突厥

本文所谓唐代经营东北的对象主要是指奚、契丹、渤海、黑水靺鞨、室韦等部族。北朝后期以来，突厥是东北亚政治史上很活跃的力量，东北诸族多受其役属。日本学者松井就认为契丹在唐代的活动与突厥密切相关。日野开三郎曾指出，后突厥毗伽可汗与唐玄宗在实现对渤海、靺鞨诸部宗主权问题上，两者设想不同，最终玄宗获得优势。这些论述都揭示出突厥在东北诸族中影响力存在的事实。相反，后来学者探讨唐代经营东北，往往从唐与东北诸族或东北地区发生的事件为出发点考察。众所周知，宋祁是将突厥列为唐代四大边患之首的。然而今天在涉及唐东北军事格局变革时，主要限于唐与奚、契丹等族关系范围内进行论述。突厥与东北政局变化的关系，反而有忽视之嫌。唐王朝经营东北是通过东北诸族内附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唐、突厥、东北诸族之间关系如何，或者突厥扮演着什么角色，突厥势力的存在对唐王朝经营东北产生若何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系统论证。陈寅恪提出考察唐与周边某一民族的关系，不可局限于某一民族，必须通览诸族之间相互关系。因此，本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试图在唐与突厥的力量消长中考察东北诸族与两者关系的推移变化，探讨唐经营东北过程中突厥对唐及东北诸族产生的影响。

隋至唐初东北诸族内附与突厥的衰亡

概括地讲，隋至唐初中原王朝经营东北是建立在与漠北游牧民族实力对比基础之上，东北诸族的向背视双方力量的消长。

隋朝建立之初，东北诸族仍然在突厥的势力范围之内。原北齐刺史高宝宁反叛，以营州为据点，倚靠高丽、勾结突厥、挟东北诸族不断与隋对抗。但在隋朝方面，北方统一以后，已经具备了与突厥抗衡的能力。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派兵重创突厥，在营州方面消灭了高宝宁的势力。战争的失败激发了突厥内部潜在的矛盾，突厥陷入全面的内乱。开皇四年(584)，沙钵略可汗向隋告急，请求把属部迁至漠南，南倚长城，以隋为后盾，归服隋朝。开皇十九年(599)，突利可汗受到都蓝、达头二可汗合攻，南下入隋，隋扶立为突厥可汗，统领东部突厥部落。突厥隶属于隋，基本上解决了来自北方地区的威胁。

隋与突厥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突厥沦为从属的情况下，奚、契丹、室韦诸部转而内属或通使建立联系隋代经营东北的特点是在诸族内附的前提下，仍让突厥统领诸族，鲜有直接统治。沙钵略可汗归隋后仍派吐屯潘垤统领契丹。炀帝时就由启民可汗统领着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韦云起监护突厥兵讨契丹时，由于契丹隶属突厥，以至于契丹丧失警惕性。隋通过控制突厥来达到控制东北诸族的目的，并不追求直接统治权及统治区域的扩大。但是这种方式在中央王朝对突厥控制力减弱时，便于突厥挟东北诸族与中央为敌，促使后来唐吸取教训，在东北诸族中设立府州直接进行监管。

隋末由于内乱的开始和逐渐加剧，突厥与隋朝的关系由原来的附属关系变为敌国关系，突厥又强大起来，成为东亚霸主，几乎控制了东北亚地区。颉利可汗时，东北诸族皆归属突利。唐建国之初，中原地区群雄割据，竞相结援突厥与唐对抗，突厥也试图利用割据势力阻扰唐的统一事业。这种局势下唐不仅无暇顾及东北诸族，而且经营东北的后援地幽州也受到严重侵扰。虽然武德年间契丹也曾遣使朝贡，但至高祖退位、太宗即位之初，由于突厥势力正盛，唐在东北的经营成效不大。这期间只是在东北诸族中流散出来的部落设置了燕、威、慎、崇、鲜、玄、昌、师等州。这些蕃州与后来以契丹八部、奚五部设置的府州有所不同，需要向户部申报版籍，《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其贞观、天宝两个年份的户数、口数，虽然居民为羁縻州百姓，但是为营州直接管辖的编户百姓。

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败亡，突厥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随之消失。营州都督随即遣契丹酋长说谕东北诸部族，奚、霫、室韦等十余部内附。但是大规模在奚、契丹等本部设置府州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是年，契丹酋长窟哥、奚酋长可度内属，唐为其置松漠、饶乐都督府，二人分别任都督。又以契丹八部为九州，隶松漠都督府;奚五部为五州，隶饶乐都督府。霫先前臣属于颉利，贞观中遣渠帅内附，以其地为居延州，时间不详，应与奚、契丹同时置州。

薛延陀灭亡前夕，唐已将势力伸展到乌罗护、靺鞨诸部。贞观二十年(646)六月，唐太宗派校尉宇文法前往乌罗护、靺鞨，宇文法率靺鞨大败薛延陀。所谓校尉乃是东夷校尉，唐初管理东北诸部的机构。宇文法以东夷校尉的身份调发靺鞨兵，说明当时一些靺鞨部落及乌罗护已经附唐。李多祚是盖川人，曾祖至父四世任乌蒙州都督。多祚出自靺鞨何部不详，“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所谓多祚“入中国”是指其入朝宿卫，此后一直在唐军中，其先世所任都督显然是唐在其部落本土所置府州的都督，多祚父祖四世任乌蒙州都督，乌蒙州应置于薛延陀灭亡前后。乌承恩开元二十一年(733)为儒州刺史，乌氏出自乌罗护，乌氏诸将活动于幽、营之间。乌罗护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扎赉特旗境，儒州也不见于幽、营二州内入蕃州，情况应与乌蒙州相同，应是贞观后期在乌罗护本部设置的蕃州，后来乌氏酋长携部族入居幽、营一带。由此可见，唐在东北诸族中设立府州是相当广泛的。

突厥于贞观四年(630)灭亡，却迟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始在东北诸族本部设置府州，其中原委与薛延陀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突厥灭亡以后，得到唐支持的薛延陀在漠北建立政权，与先前在北亚草原上出现的游牧政权一样，薛延陀迅速走上了向西域、东北扩张土境的道路，东北一些部族又役属于薛延陀，后者并且进攻室韦、乌罗护、靺鞨等未附己的东北部族。直至受到唐重创，走向衰亡之际，薛延陀向东北扩张才开始收敛。所以，贞观四年(630)至贞观二十年(646)，除征讨高丽牵制了唐的力量之外，由于薛延陀势力在东北的存在，唐对东北诸族的经营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薛延陀灭亡，唐以漠北铁勒诸族置府州，并设都护府监领，直接控制了漠北地区。至此，结束了漠北游牧民族与唐在东北对抗的局面，东北诸族来自漠北草原的压力随之消失，唐才得以在奚、契丹诸部中从容设置府州，建立统治秩序。

东北政局的变化与后突厥的崛起

唐初在北方建立燕然都护府与瀚海都护府管理突厥与铁勒部族，在东北方面则由营州都督府管理奚、契丹等族，后又置安东都护府管理高丽民众。唐初构建的边疆管理体制中，通常情况下唐利用北方突厥诸族与东北诸族互相制约，维持统治秩序。如窟哥、可度死后，显庆五年(660)，奚、契丹连谋叛乱，唐主要调发突厥、薛延陀部众平定东北的叛乱。反之，唐利用东北的两蕃也可钳制北方的突厥诸族。同时，一方的叛附，又影响着另一方对唐的态度。这种态势一直延续至玄宗时期，张说曾担忧：“九姓若去，两蕃摇矣!”九姓是开元四年(716)南下附唐被安置在太原以北的铁勒部落。张说提醒朝廷，如果新继位的毗伽可汗攻取九姓铁勒部落或诱使其叛唐，势必动摇唐对奚、契丹的统治。唐初构建的北方、东北相维制衡的体制，由于高宗调露元年单于都护府管辖的突厥降户叛乱，在突厥与东北诸族之间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效应。

首先，突厥降户叛乱给唐在东北的统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最终导致东北边疆管理体制全面解体。突厥降户叛乱之初，诱扇奚、契丹侵掠州县，接着奚、契丹又与桑乾突厥连同反叛。武后天授二年(691)下半年至长寿元年(692)之间，黑水靺鞨也乘东北多事之际向高丽故地的北境推进，迫使武周派兵深入征讨。黑水靺鞨恰在此时南进，应是受到突厥反叛的影响。武后长寿二年(693)又发生室韦叛乱。室韦西邻突厥，突厥强盛时曾长期附属后者，叛乱难免有突厥策动之嫌。由突厥叛众策动的东北诸族叛乱，不仅使唐在东北的统治发生动摇，而且分散了唐征剿突厥的力量，给突厥叛众带来喘息的机会。

这几次叛乱虽然平息，但是潜伏的危机依然存在。为了平定突厥叛乱，调露元年(679)曾调派营州、幽州都督前去平叛。在此之前，高宗咸亨元年(670)后，吐蕃在西方崛起给唐造成的压力加大，迫使唐从东北调派军队进行防御，造成东北地区兵力不足。此时调派营州都督参与平叛，使得镇抚东北诸族的军事力量更加薄弱。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之乱，彻底改变了东北政局。叛乱能够迅速蔓延开来，也说明营州境内没有足够的兵力很快平息叛乱。同时，由于突厥降户叛乱，唐失去了制衡东北诸族的力量，使得唐不能像先前一样，东北有事，就近迅速调发突厥部落兵前往平叛，以致叛众轻而易举地攻克营州，唐失去了经营东北诸族的前沿阵地。营州都督府、安东都护府后撤，失去了管理东北诸族的作用。

其次，突厥反叛是契丹反叛的直接或间接的诱因，然而营州之乱又给突厥的发展壮大造成了机会。当武周对叛乱一筹莫展的时候，突厥默啜请求为武太后子，并为其女求婚，且请求得到河曲六州突厥降户，以此作为条件帮助武周讨伐契丹。武周没有足够的兵力平叛，默啜请求出兵得到武后的许可。在这场变乱中，默啜两次突袭契丹后方掠取了大量的财物与人口;又强行向武周索取到六州突厥降户以及谷种、缯帛、农器、铁等大量物质;又籍口嫁女未遂，侵入河北劫掠人财。

奚、契丹叛乱使武周无力征讨突厥，默啜却成为最大的获益者。首先，默啜通过索求及数次虏掠增强了实力。其次，默啜继东突厥之后又将势力扩张到东北。契丹在遭受打击后，“不能立，遂附突厥”。此时的契丹尚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存在，只有依附于突厥。奚、霫等在叛乱后也降附了突厥。相反，唐复营州以前，基本上退出了东北政治舞台。默啜乘危获益后，“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李尽忠、孙万荣叛乱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这次叛乱最终导致了后突厥的崛起。

幽州成为军事重镇与后突厥

奚、契丹叛乱，导致营州都督府、安东都护府的后撤，唐初河北道以幽州、营州、安东三府经略东北，此时东北防务只好完全倚仗幽州。复置营州之前，幽州独自承担着防御突厥与两蕃的任务。即使置营州后，突厥仍然影响着幽州军事地位的变化。范阳节度使成为最具军事实力节镇，两蕃之外，与后突厥是密切联关的。

幽州是经营东北的后援地，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幽州的军事部署用以屏蔽河北，防止北方突厥、东北两蕃等南下侵扰由来已久。据统计，至隋文帝仁寿末年，隋朝大约置总管府三十六，东北方面用来抵御突厥、镇抚契丹者七府，其中包括在幽州境内设置的总管府。唐代的情况依然与前代相仿，北方有变，河北州县面临的问题及幽州都督府职责就显现出来了。高宗调露元年(679)，突厥降户叛乱之初，河北道当即遭受威胁，唐不得不屯兵井陉以防御突厥入寇河北州县。同时，幽州、营州都督府承担起征讨突厥的任务。调露元年和开耀元年，裴行俭两次率军大规模平叛，都以营州、幽州都督为主要力量。

唐前期幽州军事制度的变化以及兵力的加强，皆由河北遭受突厥以及奚、契丹等的侵扰而开始。永淳元年突厥余党叛乱再起，侵扰加剧。弘道元年二月、垂拱三年二月，突厥叛众两次深入河北劫掠。唐失营州，幽州同时遭受来自北方突厥、东北诸族的侵扰，其时幽州的军事力量更难以承担屏蔽河北的任务。叛乱平定后，奚、契丹降附突厥，“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万岁通天二年秋后，“斩啜等陷营府，及于幽州。朝廷有旰食之忧，郡县起宵烽之惊”。直至睿宗景云元年、先天元年，奚、霫两次大规模犯塞，幽州都督仍不能遏制其侵掠。

唐前期河北平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王朝的财源地。面对侵扰，不得不以幽州为中心加强防务。武后以来在河北地区推行防御战略是边州设置军镇，在第二道防线上置团结兵，协调防御。同时改革指挥体制，建立幽州节度使，赋予大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有效防御。然而，“四夷之中，突厥为大”，在现实中的确也是如此，突厥对唐军事防御体系的穿透能力远胜他蕃。唐面临的大敌是突厥，奚、契丹附于后者。因此直至开元时期河北兵力的加强，乃至军事指挥权力的调整，往往以突厥为主要对象。河北遭受默啜蹂躏后，武则天令河南、河北置武骑团，“以备黙啜”。又于河北断塞居庸等路，防备突厥南下。长安二年(702)三月，默啜入寇并州，置山东防御军大使，沧、赢等六州诸军皆受其节度。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负责幽州以北防御事务。开元十四年(726)，玄宗又于定、恒等五州置军。此外，唐在河北倾注大量财物以备征讨突厥所用。当时在河北聚集大量人力、物力，突厥乃是防御重点。

人们通常根据《通典》《旧唐书》记载认为唐代范阳节度使的任务是“临制奚、契丹”，而忽略了《通鉴》记载节度使的辖区、兵力、任务是系于天宝元年的。这应是以天宝元年的政府文书为依据，所记各个节度使的任务是随着周边战略形势的变化最终确定下来的结果。天宝元年(742)突厥衰亡征兆已显，唐在东北经营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突厥已不是范阳节度使防范的主要对象，主要任务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临制奚、契丹。自突厥降户叛乱以来，幽州都督就承担着平叛与防御的任务，直至开元年间范阳节度使除了制御两蕃之外，防御突厥仍是其主要任务之一。或以为玄宗在河北置五军备是针对奚、契丹，这是一个问题不同的表述而已，无须修正。

幽州是经营东北的后援，营州是前沿阵地，两者为表里关系。“国家往有营州，兹为虏障，此北狄不敢窥觇东藩。”营州是唐遏制突厥向东北发展的屏障，据营州可以防止突厥控制东北诸族。“镇彼戎夷，扼喉断臂”。据营州又可以断突厥左臂，又可以有效地镇抚奚、契丹，达到“挟两蕃以制突厥”的目的，进而保证幽州的安全。唐失营州，造成“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为患的被动局面，薛讷认为经营东北必须恢复营州，试图制服奚、契丹，断突厥左臂，请求出击契丹，结果大败而归。幽州长期以来处于突厥、两蕃的强大压力下，兵力主要用以防御，而非进攻。薛讷于开元二年(714)七月战败，同年十月调任陇右与吐蕃作战，却大获全胜。薛讷在两地担任统帅，战果却截然不同，说明幽州缺乏训练有素的野战部队。开元二十一年(733)，幽州副总管郭英杰与突厥、契丹联军决战，全军覆没，此时幽州军队仍然难敌强悍的突厥、契丹军队。为了有效地经略东北，除不断增加兵力之外，还从西方抽调以善战著称的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主持东北战事，终于扭转了东北方面的局面。虽然唐经营东北的对象是奚、契丹等族，但自从后突厥崛起以后，两蕃长期依附突厥，再次附唐以后，受突厥影响叛附无常，乃至两者联兵与唐抗衡。突厥的介入无疑给唐经营东北增加了强大的外来阻力，迫使唐不断地加强幽州的军事力量。天宝元年范阳节度使兵员数为诸节镇之首，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后突厥盛衰是同步的。论者通常将范阳节度使军事实力超越其他节度使，归咎于制御奚、契丹等东北民族所致，但是忽视了东北诸族反复无常的动因，突厥势力介入东北事务，才促使唐一再加大幽州军事投入。幽州成为军事重镇，突厥是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

开元时期奚、契丹的反复与毗伽可汗中兴

开元四年(716)是唐重新经营东北的一个转折点。此年六月默啜败亡，突厥政权濒临崩溃的边缘，奚、契丹失去了后援，内部陷入混乱。八月，奚、契丹内附，唐再置松漠、饶乐都督府，又出降公主于契丹首领李失活、奚首领李大酺，以示笼络。开元五年(717)复置营州都督府，置平卢军使。唐与突厥对峙近二十年，终于在突厥势衰之际，恢复了经营东北诸族的据点。然而此后唐东北经营仍然受阻于突厥、两蕃的反复。正史关于开元时期唐与后突厥关系多为正面交往的记载，关于突厥与东北诸族关系以及唐与突厥在东北的冲突鲜有记载，妨碍了人们对后突厥与唐关系的认识。相反，传世文集、碑铭多有记载，有助了解突厥势力再次介入东北导致唐经营东北的复杂性。

虽然突厥势力退出了东北，但是威胁亦然存在。突厥内部局势稳定后，随时可能介入东北。毗伽可汗继位后采纳默啜衙官暾欲谷的建议，首先招抚离散部落；其次，停止对唐侵扰，征服叛变的各部族。东北诸族为其近邻，首当其冲。开元六年(718)五月，毗伽可汗领军至大雒，进攻奚、契丹。这次毗伽可汗攻打两蕃，唐已有准备，没有导致两蕃的背叛。开元八年(720)，毗伽可汗于北庭击败拔悉密，暾欲谷趁胜引兵东南，又于凉州败唐兵，“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后突厥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突厥对奚、契丹的压力加剧了后者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元六年李失活卒，弟娑固继位。娑固与衙官可突干互相猜忌，可突干先发制人，娑固逃奔营州。营州都督派兵讨伐，结果战败，娑固与奚王李大酺被杀，营州都督府又被迫后撤。事后可突干以娑固从父弟郁干为王，遣使谢罪。玄宗赦免可突干，仍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大酺弟鲁苏为饶乐都督。

这次契丹内部之争，看似与突厥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可突干敢于弑主擅立，不怕获罪于唐，很显然，再次振兴的突厥也是可以选择的退路，况且突厥依然没有放弃征服奚、契丹企图。721年和722年毗伽可汗连续进攻契丹、奚，掠其人畜财物。唐面对突厥的压力，为了稳定两蕃，避免将可突干逼向突厥一边，对于可突干的废立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可突干正是看中唐这种心理，以致连续废立。爱宕松男将契丹内部之争归结为亲唐与反唐之争，片面强调可突干企图反唐而独立，忽视了中兴的突厥从未停止觊觎两蕃。这不仅加剧了契丹内部的分裂，而且也促使可突干萌生了依附突厥实现独揽权利的企图。况且契丹本来就是突厥掠夺财物的对象，依附突厥意味着遭受突厥的重税奴役，无助于契丹内部社会组织的发育，独立之说难以成立。可突干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突厥势力影响下进行的权利之争，并无鲜明的政治独立色彩。同样，在奚内部也发生了部落军事首领企图倚靠突厥实现权力更迭的事件。鲁苏为奚王后，鲁苏牙官塞默羯欲谋害鲁苏，“翻归突厥”。

奚、契丹内部的分化，最终导致突厥势力进入东北。开元十七年(729)，突厥向东移动，准备进攻两蕃。开元十八年(730)，可突干杀契丹王邵固，率众挟奚叛降突厥。唐朝东北政策是挟两蕃以制突厥，所以可突干一再挟势废立，仍然得到唐的认可，但此时可突干触及了唐的基本利益。“突厥与契丹都督可突干迷心未启”，唐连续发兵讨伐。由于突厥在东北的活跃，影响着东北其它部族对唐的态度。室韦在默啜政衰时附唐，后又归附突厥攻唐，此时突厥又与室韦军事上联合行动。突厥对东北诸族的影响加深了唐的顾虑，开元二十年(732)五月，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并増领河北道卫、相等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扩大幽州节度使事权，以便有效应对东北局势的变化。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后屡破契丹，虽然可突干依靠突厥为援，但在唐持续军事压力下内部发生分裂。衙官李过折杀可突干及其契丹王。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唐以李过折为松漠府都督兼同幽州节度副使。唐授过折同幽州节度副使，并非仅仅出于优宠，具有灭可突干、挫败突厥后，将松漠都督府纳入节度使体制，进一步加强其统治，并受幽州节度使调度，抵御突厥入侵的意图，后来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同年过折为部下涅礼所杀，唐仍采取宽大的政策，赦其罪，仍以涅礼为松漠都督。至此，有突厥介入的这场可突干叛乱宣告结束。

此时突厥内部也发生了变故，毗伽可汗为其大臣毒死，政局不稳。登利可汗继位后再次进攻两蕃，为其所败。“伏以突厥新立，轻事用兵，彼之威众，在此一举”此举意在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增强内部的凝聚力，但经此失败，不仅不能挽救突厥的颓势反而益衰。即使如此，唐对突厥仍然心有余悸。张九龄为玄宗代写的敕书中一方面劝说登利可汗放弃进攻两蕃，一方面提醒平卢、幽州节度使要防止突厥卷土重来进行报复。上引松井文认为继默啜之后的毗伽可汗对唐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唐的东北经营不再如从前受到阻碍。但是毗伽可汗对唐的顺从仅仅维持在不侵犯唐本土的层面上，因为征伐旧时附属部落是其继位后的国策，而这恰恰与唐的战略意图相冲突。所以自隋唐经营东北诸族以来，在毗伽可汗、登利可汗时期，唐与突厥争取东北诸族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激烈较量中，范阳节度使的实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元二十四年(746)以后，突厥无力对奚、契丹等发起进攻，至天宝四年(745)间，奚、契丹大体处于平静状态。开元时营州都督任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天宝元年以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经略或镇抚范围的扩大，东北经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军事上尾大之势已成定局。天宝四年后突厥灭亡，漠北回纥兴起，恰在此时安禄山大肆鞑伐奚、契丹。安禄山的行为向来被视为持宠邀功，但他的军事行动又得到朝廷的许可，这应是唐君臣前有突厥之鉴，担心两蕃落入强大的回纥之手的忧虑，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两蕃控制。事实也是如此，安史之乱后，唐无力经营东北，两蕃转附回纥。

突厥觊觎两蕃，造成两蕃的反复，又促使唐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唐初由营州都督府管理奚、契丹等部族，置安东都护府管理高丽居民。复营州后唐着手建立军事体系，开元五年设平卢军使，七年升为节度使，置常住边兵镇抚东北诸族。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22中认为，玄宗时“奚、契丹倔强不宾，而亦屡挫刃以退，本无可用防御者。无故而曰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故不待言”。在他看来，两蕃已不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防御他们，所以设置平卢节度使是错误的。他看到两蕃自身并不构成严重的边患是正确的，但他忽视了由于突厥的影响东北局势难以稳定，奚、契丹等叛附无常，唐以优势兵力镇抚两蕃，既要防止两蕃反复，又要防御突厥入侵东北，达到挟两蕃以制突厥的目的。事实上平卢节度使的职责不仅仅是镇抚东北诸族，也起着抵御突厥入侵东北诸族的作用。唐人云:“玄宗御极，海内兵偃，独委精甲，北临鲜卑。”毗伽可汗以来，突厥鲜有直接侵扰唐北方地区，双方呈现和平的局面，然而玄宗却惟独不断增强范阳、平卢节度使兵力临制两蕃，其原因在于东北方面突厥介入造成政局动荡，增加了唐经营的阻力。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故不待言”。在他看来，两蕃已不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防御他们，所以设置平卢节度使是错误的。他看到两蕃自身并不构成严重的边患是正确的，但他忽视了由于突厥的影响东北局势难以稳定，奚、契丹等叛附无常，唐以优势兵力镇抚两蕃，既要防止两蕃反复，又要防御突厥入侵东北，达到挟两蕃以制突厥的目的。事实上平卢节度使的职责不仅仅是镇抚东北诸族，也起着抵御突厥入侵东北诸族的作用。唐人云:“玄宗御极，海内兵偃，独委精甲，北临鲜卑。”毗伽可汗以来，突厥鲜有直接侵扰唐北方地区，双方呈现和平的局面，然而玄宗却惟独不断增强范阳、平卢节度使兵力临制两蕃，其原因在于东北方面突厥介入造成政局动荡，增加了唐经营的阻力。唐置平卢节度使，并蓄优势兵力于东北，虽然意在直接镇抚东北诸族，但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仍然是从应对突厥的战略意图出发的。

渤海附唐与后突厥势力的盛衰

渤海是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后在东北地区出现的地方部族政权，它的存在以及政治取向无不与突厥势力的盛衰关联。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首先，渤海能够存在下来是以后突厥崛起为背景的。万岁通天元年(696)叛乱爆发后，原居于营州、受契丹节制的靺鞨酋长乞乞仲象、乞四比羽及高丽部众东走。武后分别册封二人为许国公与震国公，但是乞四比羽不受命。从圣历中大祚荣自立为震(振)国王，仍沿用震国公爵号的做法来看，所谓“乞四比羽不受命”，是因为武后册封的本意是招抚二人牵制乃至讨伐契丹，应是乞乞仲象同意。乞四比羽等只接受册封而不愿效力，武后招慰失败，神功元年(697)六月后，命降将李楷固等率军征讨。由于奚、契丹降附突厥共同对抗武周，切断了讨伐的道路，大祚荣获得喘息的机会，圣历中自立为震国王。营州之乱时，乞乞仲象等率众东走，背离契丹，两者关系破裂，同时又面临着武周的讨伐。在两难的处境下，“遣使交突厥”，即附属突厥，求得庇护，突厥派出吐屯监领渤海。大祚荣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地方政权并存在下来，并非仅仅因为恃地荒远，突厥势力在东北的扩张阻隔了武周的讨伐乃是主要原因。

其次，渤海也是在唐与突厥力量消长之间选择政治取向。唐中宗即位以后，一改武则天讨伐的做法，遣使招慰大祚荣。此举得到回应，大祚荣遣子入侍为质，表示接受册封。中宗希望大祚荣尽快内附，但是“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其时契丹等族附属突厥，突厥在东北地区的势力正盛，尽管大祚荣倾向于接受唐的册封，但依然不敢公开背离突厥，倒向唐的一边，唐未达到招慰渤海牵制突厥、契丹等目的，故而“使命不达”，以致有人认为其时渤海在唐与突厥之间具有了两属的性质。其实，后突厥仍是妨碍渤海附唐的最大因素。

默啜日衰，给唐招慰渤海带来新的契机。玄宗即位，于开元元年，遣使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所统部落为忽汗州，兼都督。先天元年(713)，幽州大都督孙佺欲收复营州，结果失败，使唐深知在东北寻找牵制两蕃力量的重要性。而此时正值默啜晚年政衰之际，其部落叛离已显端倪，大祚荣不得不考虑以唐为援。默啜败亡，两蕃内附，唐又置营州，突厥势力退出东北，唐对渤海的册封具有了实质性的宗藩关系。

其三，大武艺企图借助突厥势力实现扩张意图。大武艺继位后推行扩张政策，试图吞并邻近部族，并私改年号。此事引起唐的警惕，开元十四年(726)，唐以黑水靺鞨地为州，仍置长史，遣使镇押，并以部落为军，黑水靺鞨进入了唐的统治体系。此举或以为是牵制突厥，但是应该看到大武艺在突厥势力退出东北后乘机扩张，结果将是打破东北地区的平衡，此时唐在东北的统治也不是十分稳固，大武艺的做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违背唐的利益。同时私改年号，又是一种悖逆行为，意味着摆脱唐的宗主地位。因此唐在黑水靺鞨设府、置军，不能否认具有抑制大武艺乘机扩张的意图。

大武艺对唐的做法反应极为强烈，认为是唐与黑水靺鞨欲腹背攻击渤海，随即遣母弟大门艺发兵以击黑水，但大门艺与大武艺意见相左，弃众奔唐。在处置大门艺的问题，唐与大武艺难以达成妥协，双方关系陷入僵局。此时两蕃叛附突厥，突厥势力又伸张至东北，又促使大武艺对唐的态度愈加强硬。他试图倒向突厥一边，实现扩张的意图，并联合奚、契丹、突厥等向唐进攻。大武艺派兵袭登州，又出渤海至马都山，屠陷城邑，张守珪击杀可突干，唐东北战事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契丹涅里与奚王李归国又击败登利可汗东侵，突厥与唐在东北的争锋，逐渐处于下风，室韦、黑水诸部又重新归唐。唐与突厥在东北地区力量的变化，间接给渤海施加了压力。大武艺随即扣留了突厥派来联合渤海准备攻打两蕃的使者，以示与突厥脱离关系。从此唐和渤海的关系稳定下来，始终维持宗藩关系，不再发生冲突。可见，唐与突厥力量的变化始终决定着渤海的政治去向。

结 语

综上所论，本文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唐王朝经营东北的目的能否实现，即东北诸族是否内附唐，取决于唐与突厥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东北诸族无法根据自身利益选择，完全视双方力量的消长决定去向，非此即彼。

2.突厥降户叛乱引起东北政局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促成后突厥崛起，并且由突厥主导了东北诸族，将唐拒于东北政治舞台之外20年。

3.后突厥的复兴是促使幽州成为军事重镇、平卢节度使建立乃至军力加强的直接或间接因素。虽然唐以优势兵力遏制了突厥对东北诸族的进攻，巩固了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但军事上也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隋至唐前期是由隋唐王朝与漠北游牧政权争夺东北地区统治权的时代，唐与突厥是东北地区的主导力量。突厥不仅直接影响了东北的政局变化，而且也是造成唐东北军事格局变化的又一诱因。唐经营东北的战略目的能否实现，即东北诸族是否附唐，突厥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外在因素。

【注】文章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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